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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刑法对档案的保护

　刑法的档案保护制度，是指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刑法》）条文及其他刑事法律对以档案为犯罪对象的罪名、罪状、法定刑的设定，运用刑罚方法打击档案犯罪，从而保护档案的一种制度。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有效防止和准确打击针对档案的犯罪，维护国家档案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
　　一、我国刑法档案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
    在１９７９年的《刑法》中，于“反革命罪”中规定了涉及国家档案的犯罪，它的内容是，“以反革命为目的，抢劫国家档案的”（第１００条）。它的规定仅仅是禁止抢劫国家档案，而且其犯罪的主观方面是出于“反革命”的故意。这一规定仅限于惩罚出于反革命的目的抢劫国家档案的行为，对国家档案的保护的刑罚措施显然是太单一了。这一规定虽然打击的范围相当狭窄，但它是我国刑法保护档案制度的开始。这一制度的完善，还是１９８７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档案法》）颁布并以１９９７年的《刑法》为标志。
    《档案法》以及《刑法》的第３２９条、第１６２条明确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确定《刑法》的罪名的规定，构成了现今刑法档案保护制度的主干内容。
    《档案法》第２４条规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……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《刑法》第３２９条规定“抢夺、窃取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    违反档案法的规定，擅自出卖、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    有前两款行为，同时又构成本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，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    《刑法》第１６２条规定“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金。
    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《刑法》修正案）
    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确定罪名的规定》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公布，自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６日起施行）对《刑法》第３２９条规定了两个选择性的罪名，即“抢夺、窃取国有档案罪”、“擅自出卖、转让国有档案罪”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５日公布的《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〉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》，对《刑法》第１６２条规定了一个选择性的罪名，即“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罪”。
    《档案法》第２４条的规定，对严重违反档案法的行为列出了可以追究犯罪行为的指向。《刑法》关于以档案为犯罪对象的具体条文的明确规定，完善了刑法的档案保护制度。两院关于确定罪名的规定，则为正确打击涉档犯罪，提供了具体的注脚。
　　二、刑法档案保护制度的主要特点
    《刑法》在规定关于以档案为犯罪对象的条文中，虽然内容不多，但其特点还是相当明显的。主要表现在对犯罪对象的泛指与特定相结合，以及其严厉性。
    《刑法》第３２９条规定保护的对象是国有档案，是专指，即强调的是档案的所有权，是从档案的所有权角度来设计保护的。凡是“国家所有的档案”，均不得被“抢夺、窃取、擅自出卖、转让”，否则就要被视为违反《刑法》，继而构成犯罪，将被追究刑事责任。这是对所有档案类型的（无论载体、内容、形式）的泛指而对所有权（仅为国家所有）的特定。
    《刑法》第１６２条规定保护的档案对象是“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”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》及《会计档案管理办法》（第５条）的规定，这些材料即是“会计档案”。这一规定的保护对象是特定的——会计档案，而对其档案的所有权则是泛指——即无论其档案的所有权状况。
    上述两条的规定，对保护对象——档案采取了泛指与特定相结合的方法来划定。既反映了《刑法》保护国有档案的严格措施，又反映了从保护档案出发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目的。
    第二个特点是，《刑法》保护档案的严厉性。首先，从危害结果看，《刑法》第３２９条规定的不是“结果犯”，而只是“行为犯”。行为犯在刑法里是犯罪客观要件的一种形态，是指只要实施法律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犯罪的既遂。不要求有结果，只要有行为就够了。行为人实施了《刑法》规定的“抢夺、窃取、擅自出卖、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”这样的行为其中一种，即构成本罪的既遂。它没有要求行为达到“严重后果”的危害结果。其次，从犯罪主体方面看，不仅有一般主体（自然人），还有“单位”（第１６２条）。所谓单位犯罪，《刑法》第３０条的规定是：“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，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”这样，该条规定把本罪的犯罪主体扩大到了“单位”。第三，从处罚的程度看，其严厉性也可见一斑。《刑法》第１６２条和３２９条规定的法定刑均为５年以下，不但比《刑法》第４１９条规定的“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、流失罪”的法定最高刑（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）要高，还规定了“单处或者并处”附加刑（罚金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）。其严厉由此可见。
　　三、刑法档案保护制度的完善
    现行《刑法》对档案的保护是相当广泛和严厉的，但从法律体系的配套和有机衔接方面考察，目前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。其主要表现是《档案法》与《刑法》的不平衡性。
    《档案法》第２４条规定的八种行为“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但这八种行为中，除“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，造成档案损失的”可以依照《刑法》追究该行为人的“玩忽职守罪”比较典型以外，其他如处罚“涂改、伪造、损毁、丢失档案”的，均没有相对应的刑法条文。《刑法》中没有与《档案法》相应的规定，《档案法》的规定则成了无的之矢。现实中大量的“涂改、伪造档案，损毁、丢失档案”后果严重的行为，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打击。同时《刑法》所规定的以档案为对象的犯罪行为，与《档案法》规定的相比较，既无相对应的也无相联系的。《刑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，依照法律定罪处刑；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，不得定罪处刑。”按照这一“罪刑法定原则”，在我国，什么是犯罪，有哪些犯罪，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，有哪些刑种，各个刑种如何适用，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，均由刑法加以规定。《档案法》规定的行为即使达到了极其严重的后果，但行为人不得受到刑事处罚。因为，《刑法》里没有相应的规定。“罪刑法定”的原则必须坚持。从这一点观察，《档案法》与《刑法》在衔接对应的设计上的严重不平衡是比较明显的。
    不平衡的又一个表现是，对档案这一保护对象上的不太协调。《刑法》第３２９条规定的犯罪对象，是国有档案。对于国有档案不得“抢夺、窃取、擅自出卖、转让”，这个保护的范围与重点是极其明确的。这是从档案的所有权上来划分是否列入《刑法》该条保护的范围。而《刑法》第１６２条在规定档案的范围时，采用的对对象的划分标准不是档案的所有权，而是构成一种专门档案——会计档案的主要几种具体文件形式的名称（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、财务会计报告），而不管它的所有权。这样的规定，使得其保护的范围相当宽泛。这样宽泛的规定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对于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主体产生的会计档案如何控制，是否需要上升到用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，实践中能否得到落实，有待观察。
    同时，在刑事责任上的不平衡也是明显的。即一般主体，即使他没有管理会计档案的职责，无论故意隐匿、销毁的会计档案的所有权状况如何，只要达到“情节严重”，就可认定为犯罪。但《档案法》规定的违法行为中除第（八）可以追究“玩忽职守罪”以外，其他是承担行政责任，仅仅给予“行政处分”。这对于负有档案管理责任的行为人来说，其责任的轻微显然不足以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。而且，对于《刑法》规定的“窃取、擅自转让、出卖”国有档案的行为，在《档案法》里连行政责任也没有规定，显然是不合适的。
    《刑法》档案保护制度的完善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档案行政立法要不断总结经验，关注我国刑事立法的进程与成果，分析涉及档案犯罪的案例，研究档案法与我国刑事法律的关系，继而为国家立法机关提供完善档案立法的素材，从而更好地保护档案，维护国家档案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
文/姚志成   摘自《中国档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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